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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名家专栏】梁衡:不失人格成大事

作者:梁衡 编辑:杨刚 来源:《当代贵州》2018第36期 发布时间:2018-09-10 17:41:10

  人格独立与善处关系并不矛盾。我们反对谀上、欺下、跟风、和稀泥,但并不反对用好的策略去做上级和周围人的工作。只有这样,才能保证人格独立、思想独立。


  “和而不同”是孔子提出的处世哲学。他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君子与人和睦相处,但不盲从苟同。他在《论语·为政》中说: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”君子与人亲近和睦,但不朋比为奸。《中庸》里面也有“君子和而不流”的话,认为君子应该随和,与人和睦相处,但不同流合污。这和孔子的意见差不多。“和而不同”“和而不流”“周而不比”,也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处世艺术。在官场上,也需要这种灵活的处世哲学。


  自沉汩罗、以死明志的屈原,是追求人格独立的极致个案。还有更多的贤臣良相,如春秋时的管仲、三国时的诸葛亮,他们一生都在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追求,追求着“内圣外王”之道,“上不负天子,下不负所学,不恤其他”,不必死节却一样保持人格独立、干成大事。稍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,“文死谏,武死战”乃沿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之一,一直根深蒂固地渗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,体现的是以“忠”“信”为准则的价值判断,以及杀身成仁的道德追求,反映了中国文臣武将对江山社稷所负的使命感。愤而投江的屈原,“伏清白以死直”“九死而不悔”的刚毅精神,其高贵不屈的人格令人肃然敬佩。但是像魏徵那样以灵活、智慧的说服艺术和策略,来辅佐帝王,治理天下,是不是贡献更大呢?历史需要舍生取义、慷慨赴死的节烈志士,也更需要有韧性有斗志的治世之能臣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,坚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,心无旁骛,百折不挠,实现自己“治国平天下”的人生追求,可谓殊途同归。


  “文革”中,受排挤的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努力减少“文革”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冲击,靠着灵活的策略尽力保护老干部,把政局艰难地向前推进,“四老帅外交座谈会”便是一例。中共九大后,“打倒美帝、打倒苏修、打倒一切反对派”的极“左”路线,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之势。深谙国际形势的陈毅外长和周总理,深知改变这种状况,只能“以夷制夷”。珍宝岛事件之后,周恩来认为自我孤立的外交政策不能再坚持了,但他也明白此事不能越俎代庖,须经毛泽东的批准。周恩来想出了一个主意——启用当时已靠边站的叶剑英、陈毅、聂荣臻、徐向前四位老帅,商讨国家大事,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。这就是“四老帅外交座谈会”。他们讨论的主题是“苏修美帝,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?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?”。四老帅奉命座谈,先后共六次十九个小时,达成一致意见,由陈毅定稿,写出了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》。由此制定了一条外交总路线,老帅们一致主张与美建交。正因此条路线的建立,才有了此后的尼克松访华,才有了上海公报,中国的外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周恩来的这一步棋,不仅推动了中国外交,还保护了老帅,安定了人心。


  生活不是真空,世上人、事、物,不可能都合乎理想和要求。对于不健康的现象事物,对于不正确的思想、行为和作风,不能盲目附和,应保持自己的操守和品格,这是原则性。另一方面,我们又要适应环境,善于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协调和睦地相处,这是灵活性。只有原则性,没有灵活性,就会脱离现实,脱离群众,使自己陷于孤立。只有灵活性,没有原则性,就会同流合污,降低自己的思想人格,不能达到祛邪扶正、改造环境、改造社会的目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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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编审/李坤 王登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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